林殊，“00后”，寒窗苦读十余年后，在2024年顺利成为四川成都某高校的教师。但在学校易融资，他还有一个隐藏身份，2025年6月，他正式成为一名路边冰粉大排档的摊主，每个夜晚都与脆啵啵、冰豆花、黑珍珠等小料打交道。
林殊不觉得大学教师做路边摊是什么丢脸的事情。在他的摊子周围，许多摊主都是年轻人，曾经也有份体面的工作。唯一让他不适应的是，遇上课程较多的一天时，他忙碌后还要出摊，到凌晨2点左右才到家。
大学教师能否参与兼职工作，我国曾有明确的规定。2016年底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，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。
近年来，多家高校对大学教师的兼职做了更具体的规定。9月5日，四川省教育厅发布《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实施细则》，其中一条“师德失范”的行为是，“未经学校同意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”。
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节选 / 图源：《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实施细则》
多位参与了兼职的高校教师都对南风窗表达了一个类似的考虑：他们是出于增加收入的目的进行兼职。8位高校教师之中，既有来自一本院校的教授，也有面临评职称压力的公立学校青年教师。一名一本院校的青年教师说：“（做）兼职是（因为）高校老师处在一个困境，（兼职是）去挣脱这个困境的方法。那困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？”
在过往，大学教职如同象牙塔般的校园令人神往，时间自由、有寒暑假、受人尊重。而多位大学教授、讲师的兼职经历显示，与钱相关的困境是存在的。
另一方面，多数大学教师选择做兼职，又不完全因为钱，在变化的大学环境下，还有许多无法具体形容的感受，影响着他们的职业荣誉感。
拼搏中青年
林殊的课通常从早晨开始，有时候是下午，时间不定。但一周的多数时候，他还有个更固定的“班”要上，这通常从17时开始。
首先，他要花1小时，开车抵达成都某高新区的居民楼聚集地。在有三台冰箱的出租房处，他和朋友推起移动餐车——准备出摊。在由小吃摊灯牌组成的五彩街区，他绝口不提自己的高校教职。这时，他只是一个年轻的、热情的摊主，期待着路过的居民，花个小钱青睐小摊贩。
这个摆摊的主意是在今年6月出现的。好朋友从大厂的后端程序员岗位离职，打算做一份时间自由的工作，最终，将事业锁定在了小吃摊上，并拉上林殊。两人花了约两周时间，调研成都各个火热的地摊市集。后来，他们选择“复制”自助冰粉大排档模式。
这份副业进行得比想象中顺利。出摊第一天，得益于居民区附近没有同质化的对手，允许客户自助加料的冰粉摊很受欢迎，他们一晚上入账了几百元。林殊发挥了在讲台上课的技能，负责和顾客聊天打交道。
地摊市集上购买小吃的消费者 / 新华社记者王翔 摄
第一个月，冰粉摊流水共计20000多元。
“试水”后，林殊和朋友都对摆地摊有了信心。9月，为了迎合人在不同季节对食物的喜好，两人购置了新的烤盘、关东煮锅，头上的招牌也改成了红色大字的“牛杂关东煮”。主营食材从冰粉变成了肉类，他们因此多买了两台冰箱，把出租房挤得没地方走路。摊位的小车上，还多了两人设计的“品牌”logo和食物宣传图。
除此之外，为了转换“私域流量”，两人还注册了一个摊位专属的社交账号。林殊在账号文案中写道，“（这是）大学青椒（大学青年教师的缩写）的第二份工作。”
“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契机蛮好的，反正低投入，就算失败了也没特别大的损失。”林殊告诉南风窗，“结果投（资）进去后，效果还蛮不错。”他透露，结合成本以及与朋友的分成，平均下来，他每月能挣约8000元。
这是林殊做民办大学教师的第二年。得益于时间自由，他在下课后的业余时间一直想找副业。更何况，做兼职在同系的老师之中不算罕见。林殊说，多数老师找的是与自己专业——传播学相关的副业，例如开办个人工作室，拍摄片子等等。唯独他的副业与主业跨度很大，他不想被太多学校的人知晓。
林殊的摆摊日常 / 受访者供图
河北的二本公办学校教师李苒，一直以来做的就是与自己的文科专业密切相关的“副业”——教考研政治。她今年43岁，有亲密的伴侣和一个可爱的孩子。但到了周末，她需要放弃陪伴家人的时间，独自驾车到省会城市，到考研机构当兼职政治老师。
这份兼职是10年前，她还在担任高校辅导员时就接触到的。辅导员月薪只有3000元，这促使她下定做兼职的决心。再加上，“我喜欢上课，也具备这方面的能力，投简历到机构，一次也就过了”。很快，她在兼职的工作中找到了上课的快感，利用业余的大量时间研究考研真题，最后甚至具备了押考研题的能力。
兼职工作在她39岁开始读博、42岁转型成大学教师后依然进行。这么做的首要原因，还是经济需求。读博士期间，她的女儿才两岁多，全家靠着丈夫一人的教职工作养活。她读博虽然不花家里的钱，但为了能让自己多一些“花钱自由”，她一边因科研压力焦虑得失眠时，一边还在做写论文的兼职。
等熬到在某西北“985”高校博士毕业，2024年，她选择进入了一家有编制的二本学校，拿到了一笔安家费。她和丈夫的生活也开始像周围人一样，有了一些物质上的回报，终于买了第一套房。
但是，车贷和房贷对小家而言仍有不小压力，“（我们）还是在想一些办法多挣些钱”。她找回了此前积累的考研机构的人脉，每周末跨市进行申博辅导和一对一授课。
房贷、车贷依然有不少压力 /《安家》剧照
在李苒看来，大学教师做兼职可以分为三类：一种是快退休的、名利双收的教授，一般都有资源和渠道进行社会兼职，例如一些学者纷纷做自媒体；一类是“中年有编制有点时间”的老师，“去考研机构上课，或者做个兼职律师、心理辅导师”。至于35岁以下的“青椒”，做兼职的较少，“‘非升即走’之下科研考核压力过大，他们又要结婚生孩子，没时间兼职”。
总而言之，“高校教师做兼职，其实是一件时间、人脉、能力等综合作用的事情”。
李苒的绝大部分观察是对的，但她低估了部分青年想要兼职的决心。33岁的青年学者刘玉立，目前就在网络上接面向本硕学生的付费答疑，主要给学生做科研及写论文时的指导。
这么做的愿意，也关乎钱。他告诉南风窗，像他一样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在长三角院校，到手工资只有约6000元。6000余元的月薪让他们较难在大城市生存，他只能走出“象牙塔”，接简单的兼职。
许多青年教师都在讨论寻找副业的话题 /《安娜》剧照
在“青椒”聚集的微信群里，寻找副业是许多青年教师热衷讨论的话题。有人指出，“在高校要搞副业或者横向项目（指由企业出资给高校教授做的科研项目），靠那些死工资是不行的。”有人写道，“高校青椒的觉悟：应把学校当成交五险一金的保障易融资，然后走出去利用专业知识赚生活费。”
另一位IP地在浙江的青年教师对南风窗表示，她的月薪只有5000元左右，同时面临着“非升即走”的压力。这个月薪对她而言，连养家糊口都有些困难。更何况，她同时需要完成发C刊论文、申请国家级课题、上课等任务。
“如果不难，需要这么拼吗？”她反问说。9月起，她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多条找副业的帖子：“如需展台搭建，现场布置，欢迎私信我们”“如需台式机上门装机，欢迎联系我”“考研考博就业，欢迎咨询我”。
消退的学术热情
“请一定要记住给我匿名，隐藏下身份信息。”多名愿意分享兼职经历的高校教师都如此叮嘱南风窗记者。
一位杭州的高校正高教授为了不“掉甲”（网络用语，意思是不被人认出真实身份），他派自己的侄子加了记者的微信，分享自己兼职研究院院长，以及到一些学校兼职上课的经历。
这背后有着他们的担忧：高校教师做兼职，虽然明面上从未被禁止，甚至国家部门在鼓励，但依然有很多教师担心，自己做兼职会被他人认为“教师不务正业”“被副业耽误了”。
刘玉立解释，我国的确在鼓励高校教师做兼职，但方向是“与产学研结合”。大学教师的社会兼职最好是能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，或者推动社会创新。
7月2日，学员在智能驾驶模拟室通过智能驾驶舱模拟机练习 /新华社发（包康轩 摄）
2017年，人社部印发的《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》也说明了这一点。《意见》支持和鼓励专业技术人员挂职、参与项目合作、兼职、离岗创业，适用范围主要是高校、科研院所的专技人员。
而作为青年教师，刘玉立认为，他在产业和学界都缺乏人脉，很难得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兼职机会，也没有启动资金进行创业。
事实上，在进入高校工作前，他并非没预料到即将面临的较低薪水。他清楚所在片区的大致收入，许多高校都有“非升即走”的科研压力，他不想经受严苛的考核。求职时，他故意选择了一家没有“非升即走”的一本院校。他希望静下来心来，用长期主义来对待自己的学术之路。
但入职后，他发现，自己被青年教师的工作量绊住了。主要的压力来自课时考核和行政事务，“每天一起床，你都会发现群里有一堆事情挤压着，让你去做。”刘玉立说。
老师的工作并不只是教学那么简单 /《LEGAL HIGH》剧照
“而且这些事情都是毫无任何意义的事情。比如一张表翻来覆去地填4-5遍。”
他举例，高校教师需要写教学大纲。最早，这类大纲没有任何形式和内容的要求，但等他写好了第一版教学大纲后，新文件又开始实行，旧的大纲作废。他只能推倒重来。“仅仅是课程大纲，或者教案教学设计等文件，都需要我不停地去维护更新。这个维护更新，有可能是一个学期内，甚至几个月内就要维护一次。”刘玉立说。
行政事务侵占了他做科研的精力。“整个过程（指行政工作）是不断加码的，不像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就可以结束了。”无意义的工作对于精力的损耗，加上他所在的区位于大城市的边缘地段，他要花上两三个小时通勤，这些因素都折损了他在高校追求晋升的热情。
2018年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刘湘，也在求职时考虑到了收入、科研压力等各个方面。当时她写的论文未能在博士期间全部发出，“找工作没有硬通货”，她因此考虑延迟毕业一年，想等论文发表后再去找工作。
9月26日，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招聘会现场 / 新华社记者刘颖 摄
正好，博士四年级时，导师的人脉——也是一位高校教师辞职做自媒体，邀请刘湘做兼职。她听了导师的话，到自媒体的内容团队搜集资料、写文章架构。“我做兼职也是顺理成章的，一方面补贴家用，”她说，“再一个我可以接触真实的个体和真实世界里的企业，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，什么对他们才是有用的。”
有了这份兼职后，刘湘在求职时也多了些底气。自媒体给她的报酬较为可观，甚至超过了主业的收入。找工作时，相比于过去执着找双一流的院校，她放下了执念，最终选择了一所在一线城市、不对科研任务有严格考核的一本“双非”学校。
当时，刘湘想：“就算是这边（指学校）发展得没有那么好，也可以靠那边（指兼职）来弥补一些（收入）。”
入职后的经历再度证明她选择的正确。刘湘经历了三四年，申请国家级课题都失败的沮丧。每到寒假春节期间，她就开始写“本子”，沉迷在各种材料和文献中申请课题，无法拥有真正的休息时间。能否有国家级课题成为她评职称的最大衡量指标，她后来成功申请到课题后，次年即评上了副教授。
申请课题未成功之前都无法拥有真正的休息时间 /《二重生活》剧照
但真正身处其中，刘湘觉得，有时候一味地“卷”论文发表，但这些学术成果对真实生活的作用很小。“学术界会有很多没意义的课题，就算是发表得很好，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比如，她最近看到英文的顶级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，讲的是，“我国共享单车的发展，降低了空气污染”。但如果真的要追问，“这个（结果）得到论证了，它有什么很大意义呢？”
她认为这是一个很多普通人都能知晓的结论，“能发Top期刊的人，一定是非常聪明也非常努力的人。我觉得需要反思，这么聪明这么努力的人，耗费了很多时间来写对现实没太多作用的东西，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？”
“但是学术界为了要评职称，为了要往上走，你必须要干这个事情。”她说。
相比之下，她很享受走出象牙塔，了解真实商业规律的过程。“（搞学术）有时必须要把生命浪费在没意义的东西上。所以我不想水期刊，我可以接受自己在学术评价上走得慢一点，我也不想去水没意义的论文。”
搞学术无法避免“卷”论文发表 /《生活大爆炸》剧照
从内在动机而言，做兼职与她在学术上的追求是一样的，“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提问一些真问题”。于是，即使已经在自媒体兼职了8年，中间还经历了结婚、生育，刘湘仍坚持做这份兼职工作。
同样在接触真实人间的林殊，也在一份与主业毫不相关的兼职里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经验。比如他发现，人们通常在周一、周五晚上对路边摊的热情较低。
他猜测，这可能是“周一第一天上班，大家下班后都没精力出门逛街，回家就点了外卖”。而周五晚上刚放假，年轻人想吃顿好的，自然不会青睐路边摊。
但他面临的高校职业境况又与刘湘很不同。民办大学教师的科研压力相对小的同时，面临的不确定性也更大。这是因为民办教师没有编制，通常是合同制。在不稳定的工作面前，找兼职、多样化收入来源成为民办教师的普遍选择。
民办大学教师的科研压力相对小，但面临的不确定性也更大 /《黑狗》剧照
而工龄更长、有更多社会经验的公立高校教师李苒则认为，大学教师选择做兼职的根本原因是收入。
“有些地区博士讲师（的工资）才五六千，这样的收入与十几年读书的付出不相符。如果不做兼职，那只能靠科研、职称提高收入，但无论是拿项目还是发论文都不容易。没有这两样，职称又无从评起，环环相扣、环环死扣。”她说。
所以，李苒说，“这个问题归根到底，还是得（说）到如何提高教师收入和职业荣誉感上来。”
拒绝“马太效应”
高校教师的收入为何不尽如人意？不同地区、不同学校层次的高校教师都有自己的“苦水”。
一个普遍被反映的问题是，在高校教师之间，收入差距正在拉大。
上述杭州某院校的正高级教授透露，即使是做兼职，“有资源有关系的，找兼职的成功率会很高”。大学教师若外出给干部、企业培训授课，这时，“平台和title”比较重要。他举例，“浙大老师因为平台好，会更受信赖。”
但如果身在一个二本院校，教师所能接触的社会资源和科研资源都会受影响。李苒告诉南风窗，“二本院校平台不太好，发文章、申请课题受限，靠花钱发文章是个无底洞。因此高校教师收入两极分化其实挺严重的。”
二本院校的教师所能接触的社会资源和科研资源都会受影响 /《十三邀》剧照
收入的不平等还存在于同一学校的不同层级的教师之间。公开信息显示，高校教师的工资一般由基本工资、课时工资、绩效工资和补贴组成。李苒说，在高校内部，教师工资存在马太效应。目前高校普遍重科研，绩效工资中的科研奖励成为教师收入的重要来源。而没有科研成果的教师，收入自然会低。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咏梅团队曾对中国高校教师的薪资进行调研，他们的样本基于2019年的数据，发现高校教师月实发工资均值为10628元，中位数为8100元。年总工资均值为19.5万元，中位数为15万元，差距很大。这意味着，“多数高校教师的月应发工资、实发工资以及年总工资处于‘被平均’状态。”
胡咏梅还发现，超过三分之一的高校教师都期望，实发工资能够提升40%以上。“我国高校教师的实际工资水平与期望工资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。”
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，胡咏梅发现，是因为我国高校教师的基本工资占工资组成部分比较低，普遍不足三分之一，而绩效工资占比过高。
9月26日，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的学生在上课 /新华社记者杨冠宇 摄
奖励性绩效工资主要与教师每一自然年的科研、教学绩效产出挂钩，而且，不同职称教师的工作绩效差异很大，这些都加剧了高校之间收入的“马太效应”，高校里的强者越强，弱者越弱。
胡咏梅还在2021年的另一篇研究中指出，我国的“帽子”人才，例如入选了“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的人，与普通高校教师之间有着不合理的收入差距。以东部地区为例，“帽子”人才与普通青年教师的工资比值为2.77，即差距近3倍。
而且，她通过数据分析后发现，帽子人才的高薪资，有一部分原因是其身上的“符号”效应，而非实际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。“这是由于地方政府和高校在引进‘帽子’人才时，一味地提高对‘帽子’本身的定价，这容易导致学者的等级化与学术追求的功利化、表面化。”
种种研究和发现都显示，是时候对我国高校教师的薪资进行优化，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。
我国高校教师的薪资需要进行优化 / 新华社记者郭程 摄
高校教师关心的问题正在被看到。2024年11月，北京市人社局发文明确提到：将开展高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试点，最大限度促进劳动者工资收入合理增长。今年1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联合发布的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－2035年）》也提及，将推进高校薪酬制度改革。
高校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，薪资不平等的问题仍待优化，这是高校教师普遍反映的困境。但另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，真正决意逃离高校“围城”的人，在现实中并不多。
重庆的一位高校老师对南风窗形容，高校教师当前属于“富不了饿不死”的状况，对工资抱怨的人很多，但辞职的人很少。这是因为，高校教师通常拥有更好的单位福利、自由的时间安排，以及配套的教育资源——这有利于子女的升学。这些隐形福利吸引了很多人，甘愿进入一个无法舍弃但又无法尽力前进的圈子里。
不同于多数青年学者，38岁选择从辅导员工作裸辞、从零开始读博的李苒，对高校工作的利弊想得更清楚。所以，她喜欢现在的状态，经过努力的付出后，她有了高校教职和喜欢的兼职，两者相得益彰，兼顾稳定和自由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物都为化名）
作者 |朱秋雨
编辑 | 向现
值班主编 | 张来
排版 | 诺言
海通富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沪深京指数
热点资讯
